《社大開學》--「社運窗口」資料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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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劉昌德
（原文刊載南方電子報2000.05.17）
千禧年春天，台灣透過民主的選舉，首開中央政府政權和平轉移的先例。四月中，長久以來在威權體制嚴密掌控下的三家無線電視台，在政黨輪替的衝擊下，內部首度出現由下而上、要求「新聞黑手」退出的集體呼聲。
我們在這樣的行動中，看到了媒體改革的曙光；但也彷彿瞥見，商業控制的幽靈，正在媒體上空盤旋不去、伺機而動。隨著政治控制的鬆動，台灣媒體的前景，究竟是公民作主的黎明景象、抑或是財團把持的另一個黑夜的開始，現在就是關鍵。我們正站在改革的浪頭。
一九九五年，包括澄社、環保聯盟、醫界聯盟、台灣記協、以及傳播學生鬥陣等民間社運社團，共同發起「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」。
廣電媒體報導偏差的問題，從戒嚴時期以來，就一直受人詬病。當時的三家無線電視台，在威權政體的支持下，非法地獨佔了原屬於人民共同財產的電波頻道；並且在執政當局嚴密的新聞控制下，對國內的民主與社會改革運動，抱持敵視態度、並在報導中予以詆毀。
因此，台灣社會中具有進步思潮的運動團體與學界，對於廣電媒體的不滿與期待，在九○年代化為具體行動：一方面，部分團體突破法令規章限制，自行創設「民主第四台」與「地下電台」，直接衝撞既有的不公體制；另一方面，學界則對於媒體報導失當的狀況，持續進行觀察、監看、與批評。這兩股力量所逐漸凝聚出有關廣電媒體角色
的共識，便是稍後「三退運動」的基調。
簡言之，當時的三退運動認為，長期以來擔任威權政體打手的三家無線電視台，之所以無法貫徹「第四權」功能，主因在於它們無能擺脫國民黨政權的政治經濟控制。因此，首要之務就是要求包括國民黨、省政府、與國防部等單位，放棄三台股權；希望透過所有權的易手，使向來偏頗的媒體能夠有所改革。
這樣的主張，當然有其歷史與社會脈絡、以及階段性的意義。但時過境遷，台灣社會急遽邁向資本主義社會、並首度出現政黨輪替之後，要完成媒體改革的目標，就不能只是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而已；相反地，要更積極地以公權力的手段，才能達成媒體由全民共有的理想。
為何現在不能光靠釋出黨政軍股權，來進行媒體改造？因為無論是根據歐美各國廣電媒體的經驗、或是台灣有線電視的發展現況，我們發現，一旦進行「私營化」的釋股，不管是否有「反托拉斯」的規範，最後仍勢必導致媒體被少數財大氣粗的財團所壟斷。而如果由所謂代表市場力量的資本家掌控媒體，將使媒體流於煽色腥的低俗取向，對於促進民主、自由、人權等公共領域的理念，不僅毫無裨益、而且將會造成進一步斲傷。
因為，市場力量主宰下的媒體，只以利潤為依歸；在財團的眼中，觀眾不過是收視率數字中跳動的符號，而不是一個個無可替代的公民。
這樣的媒體，絕非號稱以全民為依歸的政府，所願意期待的。全民政府主政下的廣電媒體，不能向下沉淪、墮落為少數資本家把持的營利工具，而必須往上提昇、形成公民參與的公共領域。為了達成媒體改革的理想，我們主張，在政黨與軍隊力量已逐漸消退之後，首先三台股權必須回歸全體公民所有。因為過去數十年來，三台靠著不當獨佔、所獲致的不當得利，並未讓全民共享，所以要求三台返還股權理所應然。三台股權由代表公民的政府持有，不但能使三台藉著佔據公共財的電波而獲得的利益，直接回饋全民；而且，無線電視台才能擺脫惡質商業利潤競逐，節目與報導內容也才能回歸以公共利益為、專業自主為導向的正軌。
其次，在股權回歸公民所有之後，無線電視台的經營權必須交由獨立的專業團隊管理，以杜絕政治與經濟力量的干預；這當中包括設置適當的政府主管機關、成立公正獨立的管理委員會、以及確保媒體勞工的產業民主權，都是必要的措施。另外，為了使目前的無線電視台與公共電視之間，發揮最大的合作與競爭效能，也應該考慮將台視與華視整合進公共電視，構成一家公視、三個頻道的整體結構。
我們了解，廣電媒體的改革千端萬緒，絕非一蹴可及；也因此，妄想以股權私有化的方式解決所有問題，更顯得毫無道理。三台股權的公共化，只是媒體改革的第一步而已。但，這一步就是我們邁向全民共有、專業自主的公民媒體的開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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